大卫·李嘉图：自由贸易的呐喊|《财经》书摘

《经济巨擘》

〔美〕托德·布赫霍尔兹

马丁·费尔德斯坦 著

风君 译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4年1月

文 | 托德·布赫霍尔兹马丁·费尔德斯坦

编辑 | 许瑶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从未上过大学，但他对经济理论的钻研能力胜过任何学者。他从未正式研究过金融市场，却在股票市场上赚了数百万英镑。他有着强大的头脑和务实的知识，完全碾压知识领域的对手们，这使他不仅能赢得激烈的辩论，还对对手的论点不屑一顾。

1809年，李嘉图以经济学作家的身份首次亮相，在报纸上发表了有关货币和通货膨胀的文章，并获得了热烈好评。

这位移民之子很快就成为英国绅士的典范，他对工业革命见地不凡，在会客厅里也是风度翩翩。在詹姆斯·穆勒的鼓励下，李嘉图终于在1817年撰写了一篇论文《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对亚当·斯密以及当代问题进行了全面的评论。

诡谲但绝妙的理论

一位傲慢的自然科学家曾请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说出一条既非显而易见却又相当重要的经济规律。经济学家脱口而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遗憾的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很少有政治家能领会这种分析。其结果便是，世界经济史中充斥着配额、关税和贸易战这样的斑斑劣迹。

李嘉图预见了英国两种不同的未来：第一种，作为一个奉行保护主义的孤立岛屿，对外国商品设置重重壁垒；第二种，则作为一个外向型的贸易国，扮演“世界工厂”的角色。做出何种选择，对英国国运至关重要。因为如果英国选择前者，这种自足式的经济很快就会陷入羸弱。我们不妨首先了解一下，为什么李嘉图倾向开放政策，然后再去审视李嘉图提出的“停滞状态”这个难题。

李嘉图指出，无论是人还是国家，应加以专门化的正是那些让他们损失最少的分工。这就是他们的“比较优势”。而他们因不生产某种产品而做出的牺牲就是他们的“机会成本”。因此，专门化取决于谁在这一分工行为中的机会成本更低。

李嘉图分析的要点是：自由贸易使家庭消费更多商品成为可能，而无论贸易伙伴的经济水平是高是低。

与贸易保护主义者的斗争

李嘉图自然不难看出，阻止廉价粮食进口是如何伤害工人和损害其雇主利益的。

除了对消费者的伤害，保护主义者还忘记了就业机会是通过向其他国家出售商品和服务创造的。当李嘉图宣称“地主们的利益总是与社会中其他阶级的利益对立”时，无怪乎他就此成为上层阶级的公敌。

像重商主义者一样，林肯不明白的是，一个国家是否富裕，是看它有没有能力消费大量的商品和服务，而不是储存了多少印有总统肖像的硬币或纸币。如果林肯在伦敦购买他喜欢的大衣，他会将一些美元兑换成英镑。于是伦敦有人手里就有了美元。伦敦人之所以舍英镑而取美元，绝不是要拿后者来糊墙的。这个伦敦人要么购买美国产品，要么用美元兑回英镑。如果他买了一件美国产品，想必林肯会高兴，因为比起美国货，他其实更中意伦敦的大衣，而那个伦敦人也会高兴，因为他喜欢美国商品。而如果他选择兑掉美元，也得将其转手给其他想买美国商品的人。

林肯不明白的是，英国人接受美元是因为他们可以用美元购买美国商品和金融资产。这个世界也许并不是由钱推着转，但钱确实在全世界范围内流通运转。一旦这种流通被阻止，商品就不能从生产成本最低的地方流向需求最强烈的地方。

问题不在于大衣是否会在美国生产，而在于我们利用宝贵的资源所生产的产品，其机会成本是更高还是更低。通过允许开展贸易，各国便可使其公民将资源从低生产率行业转移到高生产率行业。如果国家实现了转型，家庭就可以用更少的代价享受更多的商品。

然而，这种转型确实会给低生产率行业的工人和业主带来痛苦。但贸易保护措施往往让消费者付出更大代价，对此政府的最好办法是直接补偿被解雇的工人，并支付他们的再培训费用。

还是那句话，自由市场并不是一个没有痛苦的市场。“看不见的手”不会像母亲庇护孩子那样保护我们。如果人们更喜欢稳定，也许他们应该选择被保护。但是，经济增长和进步的获益通常不会降临到那些蜷缩在角落里，指望政府阻止港口接受希腊人货物的人身上。

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李嘉图的分析暗示，富裕国家的保护主义使欠发达国家陷入停滞。一方面向这些国家提供数百万美元的援助和贷款，另一方面又在受援国面前设置贸易障碍，这种行为似乎自相矛盾。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国家加入了“关贸总协定”，这是一个旨在促进自由贸易的组织，也是今天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前身。此后，多边贸易谈判启动，切实减少了世界关税壁垒。然而，极端孤立主义势力的威胁始终蛰伏。

战略贸易理论家指出，如果规模更大的公司发展得更有效率，在某些行业，只需要少数公司就可以满足世界需求，同时仍然有利可图。

加拿大的芭芭拉·斯宾塞（Barbara Spencer）和詹姆斯·布兰德（James Brander）在一篇最常被引用的国际经济学论文中警告说，在一个只有几个参与者的行业，政府可能会决定资助某个特定的公司，这样该公司就可以横扫其竞争对手。此外，这家受资助公司的竞争对手可能会自行退缩，意识到在商业角逐场上，一家得到政府公库和谈判实力保驾护航的公司是不可战胜的。

当一个市场仅限于少数玩家参与时，它可能开始变得像一场游戏，玩家必须猜测其对手将如何应对自己的动作。纳什认为，博弈策略是理解非完全竞争市场的关键。今天，经济学、数学、政治学甚至哲学系的教授们都在竞相论述所谓“囚徒困境”，这个问题正是由纳什在普林斯顿的博士导师艾伯特·塔克所命名的。同样，如果优步（Uber）和来福车（Lyft）可以合作，通过协调价格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如果它们因反垄断法而不能合谋，其中一家可能就会试图通过降价来获得市场份额。

战略贸易理论和囚徒困境博弈并不能证明李嘉图的计算错误。它们只是构想在某些情境下其他选项可能是最优的。

未来的分岔口

早些时候我们说到，李嘉图窥见了当时英国的两种未来：一个是作为外向型贸易者的光明未来，另一个是作为孤立主义者的黯淡未来。通过比较优势分析，李嘉图预见到英国将成为世界工厂。

李嘉图并没有给出马尔萨斯那样的悲观预言，他认为：“人会从青年步入成年，然后衰老并迈向死亡，但这不是国家的发展历程。当国家的国力达到最强盛之时，其进一步发展确实可能会遭遇阻力，但国家的自然趋势仍可令其国祚绵长，维持自身财富和人口经久不衰。”

接受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后，李嘉图预见到：人口增长导致人们对食物的需求更多；继而导致农业向不那么肥沃的土地扩张；继而导致农业成本上升；继而导致食品价格上升；继而导致需向劳动者支付更高的工资；继而导致企业家利润下降；继而导致拥有最优质土地者得到更高的地租。

如果李嘉图是对的，土地租金就会随着人口的增长而上涨。当需要食物的人数很少时，他们只需耕种最好的土地就能获得足够的粮食。随着人口增长，农民们开始开垦次优的土地。由于次优土地产量较少，优质土地的所有者现在就可以收取租金。耕种这些二等土地的工资和正常利润将决定粮食的价格。而且由于在品质较好的土地上耕种成本较低，因此产生了盈余。地主获取了这部分盈余。

为什么李嘉图的这番洞察会令人皱眉不满，甚至心生恐惧？因为根据这一推论，经济增长之路将止步于一条“沟渠”，无论是字面还是象征意义皆如此。在一段时间内，资本家农场主可以扩大生产，甚至向劳动者支付更高的工资。但很快，心满意足的劳动者就会添丁进口，结果劳动者数量的增长压低了工资。

粮食价格会上涨，但资本家不会从中获利，因为他必须支付劳动者更多的工资，这样他们才能维持生活。如果资源“在农场主和劳动者之间分配，给予后者的比例越大，留给前者的就越少”。此外，当农场主开始耕种劣质土地时，拥有最好土地的地主便可收取更高的租金。谁是这场博弈的赢家？是地主。那谁是输家呢？是农场主资本家。谁不输不赢保持老样子？是劳动者。只是当农场主耗尽土地时，劳动者们最终可能会遭遇饥荒。李嘉图称这种阴郁的困境为“停滞状态”。

李嘉图的分析已被证明有许多值得商榷批评和需要加以扩展之处。和马尔萨斯一样，他低估了劳动者的自我约束力。

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围绕过剩问题和方法论的对垒

李嘉图信奉的正是“萨伊定律”，该定律以法国人让-巴蒂斯特·萨伊（Jean-Baptiste Say）命名，萨伊从逻辑上证明了普遍过剩只是一种空想。萨伊定律的标志性表述便是“供给创造其自身的需求”。但在萨伊、斯密、休谟和李嘉图看来，普遍过剩仍是不可能的，因为消费者必定用他们的钱做些什么，而人们欲壑难填，渴望更多物质产品。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间的真正分歧并非围绕过剩、租金或保护主义，而是围绕方法论。他们生活在科学发现的时代，两人都致力于寻找因果关系。基于这些联系，两人都对将来会发生什么做出了预测。但李嘉图更专注于经济过程中错综复杂的一系列步骤。而马尔萨斯似乎更乐于发现一个普遍原理，然后将其应用于世界。